快乐不快乐地风

社工"先驱"阿标:做这行不发达也没关系

阿标是广州首批青少年事务专职社工之一。　　

　　□ 七年前被调剂到中大新开办的社工专业时他一片茫然

　　□ 三年前毕业时全班三十四个同学只有五人投身社工行业

　　□ 现在他是广州首批青少年事物专职社工，他说“很有成就感”

　　本期人物

　　廖焕标

　　他人长得精瘦，手臂上更是皮包骨头，以至于在戒毒机构尝试着开展社工工作的时候，里面的戒毒人员都纷纷把他当成了“粉友”。

　　“我这么认为，不一定对。”这是他的口头禅，每当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目光总是温和地看着对面的谈话者，传递出谦和与自信的信息。

　　七年前，当阿标被调剂到中山大学新开办的社会工作专业时，他和全班四十多个同学一样：一头雾水，一片茫然，不知所措。三年前毕业时，全班三十四个同学只有五人投身社工行业，这其中就包括做了父母一年思想工作的阿标。如今，阿标是海珠区启创社工工作发展协会的会长，并且承担了政府购买的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全国试点的“青年地带”项目，成了广州首批青少年事务专职社工。

　　七年间，有过困惑与苦恼、失败与彷徨，有过探索与思考、机遇与挑战，更多的是朝着自己心中目标前进的喜悦，是成长与收获的快乐。阿标说，很多人觉得社工就是“义工”，就是做好事，是“万金油”。“但其实我们不是万金油，也不想做万金油。社工工作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”

　　文/记者杨明

　　图/ 邱伟荣

　　全班都是调剂生的新专业

　　我学的是理科，2001年高考前两个志愿是中大的工商管理和会计专业，后来因为分数只有700多，就被调剂到了新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。说实话，刚进大学时对社会工作是什么一无所知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有谁是第一志愿报社工专业进来的，结果全班没一个人举手。大家对社工的认知是一头雾水，都觉得很迷茫，没有什么专业认同。

　　后来有个香港的老师过来，叫罗观翠，她原来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、社会科学部的主任，在香港做了几十年的社工。罗老师让我们接触了一批香港社工，感觉他们人很nice，交往起来很平等。没有那种说教的感觉，讲话很启发人，很鼓舞人心。他们说我们是内地首批的社工学生，是先锋的角色，因此肩膀上有很多历史的责任，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触动。当他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，和同学开始聊自己专业的话题，乃至主动上网查一些香港地区和国外社会工作的最新做法和理论。这才明白我们与国外、与香港地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

　　温差不能超过2℃的盒饭

　　2003年春节，罗老师组织了香港的几个社会福利结构，接待我们全班三十多个同学。原本我们是四十多人，但这中间已经有一部分转到了别的系，或者作为交换生去香港读书了。我们去了香港福利机构参观，他们的全面性让我们震惊，他们社工的专业态度也让我们震惊。有个活动是和专业社工一起去拜访独居老人，给他们送饭，帮他们翻身。我看到他们一共准备了四十多个盒饭，其中有一个饭盒到最后也没送出去，拿了回来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们为什么不送出去，是不是留给工作人员吃的。香港的社工笑着告诉我不是。他们打开那个饭盒，里面有一支温度计，显示的温度他们要记录下来。原来，他们在送饭之前就把温度计放进去了，这个饭盒是他们的一个样品。香港特区所有做送饭服务的社工组织都一样要做这样的样品，饭带走的时候温度是多少要做记录，送完回来的时候也要做记录，这两个温度相差不能超过两摄氏度，以证明保温瓶的保温效果和送饭的时间在规定的范围内。还要做指标的评估，也要接受公证。

　　这样严谨的制度让我们特别震惊，连送一份小小的盒饭都如此认真，我当时觉得能吃到这样的盒饭的老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。这时，我自己对社会工作才彻底有了专业认同。

　　每个社工专业学生要进行800小时的专业实习，还要有专业的社工进行督导，这是和国际接轨的。我先后到过两个地方，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，服务对象主要是孤儿和智障残疾儿童，也会到一些社区，对一些希望收养孩子的家庭进行评估，看他们是否符合家庭寄养的条件。当时上海的社区已经有一些社工工作的零散元素，政府推动的力度很大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依靠这些元素，设计出固定可行的社工模式。实习给我的感觉是大家都很需要社工，但都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可以应用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完善这样的发展模式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，因为当时毕竟还只是一个学生，人家就把我们当作专家一样，放手让我们去做。

　　“冬眠”迎接社会服务的春天？

　　毕业的时候面临抉择，到底要做什么工作。当时我考虑了很久，也征求了很多老师、香港的朋友的意见。当时我自己有个信念，觉得社会公共服务改革的“春天”会在2010年或者2012年到来。从我毕业到这个时候中间有五年的时间，是该“冬眠”，还是该主动做些什么事情，熬过这个“冬天”，当时比较困惑。老师们经常在鼓励我们，社工“先驱”们一定是很苦很累，也绝对不会“发达”的，我也知道投身一片空白的广州社工服务行业，五年内绝对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

　　在广州白云戒毒中心的实习让我选择了戒毒服务作为突破口。这与我的成长背景有关。我在深圳长大，读的学校“很烂”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那时在我的周围比较多滥用药物的人，学校校园暴力也比较严重，比如打架、吸毒，我的朋友还有很多坐牢了。我住的地方也是贫民比较集中的地方，残疾人、站街女还有一些乞丐、小贩都很多，这些人让我很感慨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让这些人群有一些提升。

　　在戒毒所实习时，我的很多服务对象都会和我分享他们的内心世界，让我觉得自己得到了成长。有个服务对象戒了二十多年都戒不掉。被家里人逼迫来戒毒中心，根本不想戒，还拿着玻璃放在脖子上要自杀。我就去尝试着跟他聊，没想到他跟我说了很多故事，由于他自己注射海洛因时间太长了，手臂和小腿的血管都硬化了，膝盖以下全部是黑色的，根本注射不进去。他后来只能在腹股沟或者颈部注射。他告诉我，有一次自己打颈部的时候不小心，扎到了颈动脉，结果血一下子就像喷泉一样喷出来，直接冲到了天花板上，当时送到医院抢救了8个小时，才“从死神门口走回来”。后来，和这些吸毒人员接触的时间长了，再加上我自己长得也比较干瘦，也很像是吸过毒的。很多朋友见了我就喜欢开玩笑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”

　　在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穿白大褂，因为希望与服务对象心理的距离更近些，他们向我讲述的故事总是让我有很多的想法，触动很大。因此我希望毕业后接着在那里工作，为此还做了父母一年的思想工作。他们希望我去做公务员，能有稳定的环境。做社工帮人的工作只能是业余做，不能当作主业。但我始终很坚持，跟他们讲了我的一些思考，他们也慢慢地同意了我的选择。

　　当时我们班的34个同学，只有五个做社工。其他29个人全部都转行了，成了企业职员、公务员或者媒体、销售人员。那个时候社工对口的就业比较困难，还没有专业社工机构的需求，或者待遇太低，只有1000多元，只是作为辅助人员，并不是正式职位，社会认同度很低。很多人觉得社工似乎就是“义工”，就是做好事。招人的岗位基本上都把我们当成是打杂的，是“万金油”，但其实我们不是万金油，也不想做万金油，所以大多数人只能转行。

　　对专业的认同支撑我做下去

　　读书的时候罗老师就对我们说，做社工是永远不会发达，不会发财的，毕业时我们才知道是真的不会“发达”，但不会发达不要紧，自己对专业的认同可以支撑着我们做下去，但我们也要吃饭，社会认可度低，其实对这个行业的打击是比较大的。

　　在戒毒中心正式工作时，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：一个吸毒的病人经常散布一些倒卖毒品的消息，影响别的戒毒者的正常治疗，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和他接触，告诉他不要妨碍别人进行治疗，他对我有些怀恨在心。一天晚上是戒毒中心组织的游园晚会，那个吸毒病人用了一张假造的一等奖的兑奖券，让我把一等奖的奖品给他。被我拒绝后他伸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还反咬一口地大喊：“医生干什么打人！”我当时很气愤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大的投入还会遭到这样的回报。但当时很多病人都冲上来把捣乱的那个人拉开，还不停地安慰我说：“廖医生你没事吧。”短短的几秒钟，我从震惊、气愤迅即转为莫大的感动。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做这一行是多么不容易。但我也明白了，从事社会工作，不是你所做的工作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。

　　让受伤的孩子顺利“回归社会”

　　第二件事是一个喝联邦止咳露的青少年阿斌，他年龄很小，当时才十六七岁，还经常使用K粉。他喝联邦止咳露的量开始一瓶两瓶，后来差不多要喝一公升。不喝的时候就很“抓狂”。特别喜欢听刮划玻璃的刺激性的声音。甚至觉得拿着刀去砍人“很威”。父母把他关在一间空房子里，他居然把拖鞋上的小铁片拆下来磨锋利，放在动脉上威胁父母。

　　那天我们一直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也推迟下班了。随后又和他读名牌大学的姐姐、妹妹深入进行了沟通，知道了父母经常拿他与姐姐、妹妹对比，这对他的伤害比较深。从这方面着手，阿斌的心思慢慢地被我打开了。后来还带他去美术馆做志愿者，发挥了他的特长。这个孩子出院后，我去向他的父母了解，他果然没有再吸毒。

　　阿斌让我认识到，青少年问题很大原因是他的家庭问题，家庭结构上的变化，才是我们从事服务的最有效的介入点。与专业的心理医生相比，社工的重点是关注他们回归社会的环节，这比治疗更重要。

　　试水首批青少年社工服务站

　　我发现广州社工成长的土壤还是很好的，市民基础很好，对社会服务的需求量很大，NGO的组织也比较发达，又邻近香港，资源平台很好，想做些开创性的工作。于是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成立了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，我自己担任会长。    

　　去年9月，团市委调研了解海珠区的青少年有哪些方面的服务需求。当时我们就提出了“政府购买NGO（非政府组织）的公共服务”的框架，用招标的形式，政府监管服务效果是否达标。

　　今年，在对青少年家庭调研的基础上，我们在海珠区海幢街、赤岗街、华洲街同时建立了三个“青年地带”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站，也成了全国的试点，开始个案服务。三个站各有侧重，海幢街主要是做失业、待业和行为偏差青少年的工作，预防他们违法犯罪；赤岗街的社工目前是驻扎在赤岗中学和绿翠中学，为学生提供心理疏导和职业规划的服务；华洲街是围绕初中毕业的闲散青少年做工作，特别是给“二世祖”做工作。比如我接触的闲散青年不愿意就业的，其实很多并不是没岗位给他们，而是他们在人际关系把握方面有欠缺。有的人连进门要敲门都不懂，有的不会和同事打招呼，不能融入集体。我就帮助他们在这些细节方面进行调整，帮助他们去试工，走上新路。

　　我觉得目前广州的NGO组织需要一个良好制度环境，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，才能成长起来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再有一些政策性的引导，就可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。目前社工专业的从业人员还太少，毕业生也比较少，专业指导机构几乎没有。据我所知，目前想做社会福利事业的市民是很多的，希望让民间社工组织凝聚更多有兴趣的人参与社会福利事业。